本报讯(广州日报):昨天和前天,本报连续报道了深圳女子邹清被家人强制送进广州白云心理医院一事,医院的医生和省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专家均诊断邹清为躁狂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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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狂抑郁症又被称为“双相障碍”,即指病人有低落的抑郁状态,也有过兴奋的躁狂状态。最典型的表现是,躁狂和抑郁交替循环出现,譬如两个星期躁狂两个星期抑郁。
此外,躁狂抑郁症还有多种组合表现。譬如,只有抑郁,则是通常所称的抑郁症;只有躁狂,即躁狂症;既有躁狂又有抑郁,但以躁狂为主,抑郁只出现一次较短暂时间;既有躁狂又有抑郁,但以抑郁为主,躁狂只出现过一次……
一般而言,既有过躁狂又有过抑郁的病人,其危险性要高于单纯的躁狂或单纯的抑郁。
因为,我们的情绪有一个总体平衡,躁狂过后,常伴随着更深的抑郁。就像是大海的波涛一样,一个高峰总伴随着一个低谷,高峰越高,低谷就越低。当躁狂平静之后,双相障碍的病人很有可能会陷入一个更深的抑郁状态,从而很容易走向自杀。
并且,在躁狂状态中,双相障碍病人脾气较大,容易激惹,会有较强的攻击性,这也可能会给其身边的人带来危险。
不过,双相障碍的危害性很容易被人们忽略。这是由双相障碍的特点所决定的。双相障碍又称为情感障碍,与精神障碍(典型的是精神分裂症)相对应。顾名思义,就是双相障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情感的异常”上,但在思维方面表现却比较正常。譬如,抑郁病人虽然消极,但却常被认为对现实的认识更清晰,躁狂病人过分乐观,但却表现地思维和反应更敏捷,更聪明。这不像精神分裂症病人,因为有明显的幻觉、妄想、支离破碎的想法等明显思维不正常的地方,所以很容易被普通人察觉。
邹清的表现正是如此。她最异常的表现是去年,当时她接连遭到生活上的打击,先是父亲去世,接着丈夫有了外遇,她的情绪陷入严重的抑郁,并曾经十数次尝试自杀。
后来,因为信佛,而佛教要求不杀生不自杀,她不再有自杀的倾向,转而变得积极乐观起来。但这种积极乐观,显得有些过分,给她做过诊断的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说,她有很多计划,譬如办网站、开餐馆、做建材生意等,而且目标都有点好高骛远,但却缺乏细节。
贾福军认为,邹清的情感障碍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必须接受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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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清的病情发展到今天,有一个清晰的演化过程。
问题开始于2004年,当时因初恋失败,邹清情绪很低落,并对家人说活着没有意思,说想自杀。后来,她又有了新男友王雷。2005年5月,王雷提出要和邹清结婚。当时,邹父患有癌症,病情开始恶化。这时她的男友王雷提出了“冲喜”,要求和邹清结婚,用喜气冲走岳父的晦气。邹父不反对这个想法,因为他很想在临逝之前看到最疼爱的小女儿终身大事得到解决,但邹家其他人反对这种提法。等邹父的病情明显恶化后,邹清的大姐邹红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她认为事情已经不是“冲喜”那么简单,而是要为父亲准备丧事了,因为父亲的病情已恶化到不可能逆转的地步。
然而,邹红劝不过王雷,在他的强力坚持和邹父的支持下,邹清和王雷登记并举行了婚礼。但十数天后,邹父就去世了。
随即,王雷发现,他的新婚妻子有了不正常的表现。短短一个月内,她尝试了8次自杀,并常在晚上突然发脾气,把他踹下床,激动时骂他是“魔鬼”,平静时则说,觉得他很陌生,觉得仿佛根本都不认识他。
邹清的表现,显然不正常,但她这种不正常的表现,王雷提出的“冲喜”要负有很大责任。
因为,至爱的亲人去世后,我们都会产生一种心理:和他同甘共苦。我们不一定是要和他一样去死,但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苦,那意思是:“你死了,你很惨,但我现在也很苦,和你一样惨,所以我们还是同甘共苦,这证明我没有辜负你,我还是爱你的。”
这种主动受苦的想法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为,可以极大地减轻我们的内疚,从而让我们可以承受挚爱的亲人去世这个事实。
按照这个逻辑,孔子所称道的“守丧三年”就有道理,而“冲喜”就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因为,最爱的去世了,自己却在享福,这会激发当事人强烈的内疚,随即会产生抑郁。当内疚强到自己不能承受时,他会把这内疚投射出去,表现为强烈地责怪身边的亲人,责怪他们应该为亲人的去世负责。这种心理,导致了很多家庭在亲人意外去世后四分五裂,因为他们不能承受内疚,于是通过相互指责来转嫁内疚,结果让家庭关系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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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家也有这个倾向。邹父去世后,邹红和三妹指责妈妈,认为她在父亲的治疗和葬礼上犯了很多错误,但邹清的二哥和邹清则站在母亲一边为母亲辩解。
最强烈的冲突还是发生在邹清和王雷身上。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邹清一直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受到了父亲的百般宠爱。那么,相应的,父亲去世后,她的内疚也必然是最重的。
不仅如此,父亲去世时,她还恰恰在新婚中,在享受蜜月。这会严重强化她的内疚心。于是,她产生很深的抑郁,并多次尝试自杀,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王雷,作为“冲喜”设想的倡议者,他遭到新婚妻子的严厉攻击,也就不难理解了。首先,邹清必然会转嫁她的一些内疚;再者,他的这个提法实在糟糕不过,邹清恨他也是合情合理。
至于“陌生感”,那也不难理解。父亲去世后,邹清从情感上一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她虽然理智上好像接受了这一点,但从她后来一直住在父亲生前的那张床上看,她显然没有从情感上真正接受这个事实。父亲虽然去世了,但她要向父亲表达更深的爱,表达更大的忠诚,她内心深处渴望与父亲更紧密地连结为一体。于是,她必然会对现实中最亲近的男人表现出距离来,那就是“陌生感”。
此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优秀的女性为什么怕成功》,其中有一个案例:一位女士的哥哥意外死亡,这位女士随即莫名其妙地与丈夫离婚。之后,她还不断地在工作上虐待自己,每当在一家公司升到高位时,她就会离开这家公司,然后去一个新公司,并且拒绝从管理层做起,而一定要做最基层员工。她的心理,与邹清没有两样,只不过邹清表现得更强烈,这是因为她的新婚与父亲的死基本发生在同一时间,给她造成的心理冲突实在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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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邹清接下来遭遇到了一系列情感上的打击。
因为不能理解妻子的心理,王雷吓坏了。新婚后的第47天,他逃出了这个家。不久后,他又与前妻走到一起。一天晚上,还被邹清抓个正着。
这给邹清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因为,新婚后虽然觉得王雷“陌生”,并骂他是“魔鬼”,还踹他打他,但另一方面,邹清又非常爱他。在她最脆弱、最需要支持和理解的时候,她最亲近的男人却逃离了,而且还背叛了她。这让邹清大受刺激,她心中郁积着的内疚立即转变成了愤怒,她开始强烈地恨丈夫,并多次向王雷发出了威胁。
在白云心理医院,邹清说,她发出这些威胁,是在宣泄她的恨意,但“只是想吓吓他,我不会真这么做”。
这些威胁,把王雷吓得不清,但也造成了另一个后果:向来理性的邹家人开始怀疑小妹的心态不正常。他们担心邹清做出不理性的举动,并无形中开始在邹清面前为王雷辩解。
邹清发现这一点,并对此非常难过。她说,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最让她受伤的是,在婚姻问题上,家人没站在她这一边,反而都站在王雷一边。因为这种情绪,邹清对家人越来越失望,与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对立。今年6月,她认识了黄雪涛律师,并与其关系越走越近。最终,黄雪涛成为她最信任的人。当10月8日知道大姐想把她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后,她找黄雪涛立下了法律委托书。
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当她被家人强制送进白云心理医院后,她的情绪反应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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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一开始,邹清的主要表现是强烈的抑郁,并伴随着明显的自杀倾向。后来,等她的内疚转化为对王雷和家人的愤怒后,她的情绪开始向躁狂方向发展。一方面,她的愤怒越来越重,与家人越来越抵触;另一方面,她的“积极乐观”情绪也越来越强,像办网站、开餐馆、做建材生意等大的人生计划也越来越多。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人真正能理解她的内疚、愤怒背后的心理含义,并无条件地和她站在一起,给予她情感的支持(但并不是她做什么都同意),她的病情很有可能就不会发展到今天。
这个病情演变过程中,“冲喜”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冲喜是我们国家很常见的事情,我听说过大量的例子,有时是长辈在去世前希望后辈结婚,有时是后辈希望圆长辈的梦,甚至希望能用喜气冲走长辈的病气;更多时候是这两种愿望都有;但也有很多时候,不排除一些人因担心不能得到自己的恋人,于是借冲喜的名义急着结婚。
冲喜有很大的危险性。如果真地“冲”走了病气,长辈因为高兴,而恢复了健康,那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更大的可能性是,长辈高兴了一会儿,但还是去世了,而把苦痛留给后辈,让他们陷入深深的内疚而不能自拔。